2019年3月22日，正在意大利访问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回答意大利众议院议长菲科的问题“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时，目光沉静而充满力量地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这样一个在世界级领袖中难得一见的回答，将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信仰内核”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本质”，做了如次美妙地结合，突显了共产党人坚持“人民至上”的信仰本质，在全世界无数双眼睛的关注下，瞬间传遍了全世界。这不仅深深让13亿多中国人民心头一热，也在全世界的人们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一、“无我”追求与“天人合一”的境界
首先，“无我”，彰显的是中华民族“龙性人格”的基本特质，是中华文化构建“真我”“超我”人格之核心所在。在丰富多彩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澎湃的宏大气象背后，赋予了中华儿女“龙的传人”精神内在中一条忽明忽暗的“龙性思维”与“龙性人格”，而这样的一条“龙脉”贯穿在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龙”是中华文化的图腾，是集众长为一体的抽象而实质化的存在，是集力造福天地万物和人间众生的“天地贯通”之品格。“龙”在《易经》乾卦中有“六态”，更是彰显了中华儿女“应时而变”“顺势而动”“无风自飞”的玄妙境界与合于天时地利的聪慧行为模式，也是“不妄动”的实事求是精神的源头，更是反转回到“一心为民”的政党信仰之“公仆定位”的理论根基。与此相反，凡“有我”者，皆有个人私心，皆有自我局限，故而难以上升到人格的“无我”境界——因为困于“小我”，自身境界难以突破到“一心为民”的“至诚之心”。从世界范围来看，“有我”者，往往都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围绕着“自我”为核心的“小我”形态，并从局面上形成社会结构中一个个“小我”“自我”的连续不断的恶性博弈，并最终形成无解的困局！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这是困局！因此，难以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自我价值。正所谓“因为自私，而无法实现至高的自我价值”，说白了就是“自私就是自囚！”这也是西方人一直解不开的“囚徒困境”之本质所在。对于政党、政府来说，若是运用公权为私、联合资本牟利，也就从政党变成了“利益团伙”，也就失去了领导国家的正统资格！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于普通人的事业发展，还是政党政府的执政资格与能力，“无我为民”是唯一的解法！
其次，“无我”是中华文明中“大生态文明”“天人合一”之“宇宙观”的核心体现。中华古圣先贤在认识自我与天地自然中，领悟到了人与宇宙的“统一性原理”，揭示了“天人合一”的人性特质。在庄子的哲学思想中，警告人们莫要将“天”与“人”相对立，否则“人为”的一切，与天道自然相背离的一切就会成为人类苦难的根源。“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因此，庄子主张顺从天道，“与道合一”，摒弃“人为”之后天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从而在顺从“天道”中与天地融合和融通，这就是庄子所提倡的人合道后的“德”，也是“真德”。在《庄子·逍遥游》中更是提出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思想境界，也是“无我”的另一种表达。至人、神人、圣人，三者名异实同，都是指破除自我执念、摒弃功名束缚，追求绝对自由、物我相忘的境界。
中华禅宗智慧经典《六祖坛经》中更是将“无我”视为人的核心方法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将“无我”的内涵更加具体化为三个维度，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中华文化传统中，认定天地最大的德行就是“无私”，正如《礼记·孔子闲居》所云：“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不能只想着自己的一己私利，在修为上要“大其心”“志于道”。
被誉为东方第一位哲学家的老子，在其世界名著《道德经》中就揭示了这一思想：“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讬天下。”老子清晰地指出了“人之患”在于人“有我”；人若“无我”则无患。“有我”则必然与天地自然万物众生相对立、相割裂、相冲突，因为“有我”必然与人争名争利争位争权，就无法在高维境界上协调众人的意志。
北宋大思想家范仲淹曾提出一个流传甚广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代诗人陆游的爱国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更是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为国献身！
二、“我之有无”构成了历史变迁的深层逻辑
纵观古今历史，遍览世界各国，深察人生起伏，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我之有无”，就是决定人类历史和命运的背后逻辑。
纵观漫长的历史朝代之变迁，“家天下”之所以维系的那般困难，实则是以一家之定位在与天下人之主体进行着持续不断的博弈，因而终难打破困局。在这背后，也是打天下时的“初心”发生了剧烈的嬗变，由“为民请命”“为民奋斗”最终变成了为自己的“家天下”而奋斗。这样的历史逻辑的偏移，正是历代王朝难逃覆灭的历史规律！至于朝廷腐败、后代退化、国库被掏空、内斗不断等现象，皆是因为丢失了“初心”，转移到了“小我”捆绑“为我”，“自我”绑定“假我”的错误道路上，“小我”必然导致狭隘“为我”的选择，使得人们无法形成合力，皆是彼此利用、互相倾轧，在此“相互消耗模式”下，构筑了一个只能滑向无解深渊的“困局”。“自我”如同主观认知的“封印”，让自己错的有道理，于是，“假我”越积越厚，“真我”就再也无人理睬，甚至会被嘲讽。
从世界政党的历史来看，也基本上延续着上述类似的逻辑。政党成立之初，往往都有很明确的“为民”出发点，否则，任何政党都很难迈开第一步！一旦政党成形，一旦相应的民众力量聚集起来，以“为部分人民”而对抗“为全体人民”就会成为世界上诸多政党的“死结”。于是，以“部分正确”对抗“全体正确”的狭隘政党思维就会越来越顽固，这一顽疾不仅仅会在国内政党间形成博弈和争斗的基本模式，还会进一步扩大到世界范围中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进而形成一种“政党傲慢”“权利无限延伸”的“怪胎”。这也是西方政党文化和隐含逻辑所造成的西方政党困局的关键所在。更为致命的是：因为这一困局背后有着自己的文化傲慢，所以变得更加难以破解。
从个体层面来说，自己的人格进化也是循着“个体——家庭——团体或者组织——国家——人类——天地”这样的路线行走的，只是每个人在走得多远、多高上会有显著差别。如果一个人走不出“小我”“自我”的“囚笼”，就如同活在一个孤岛上，即使通过个人奋斗能够有所成就，也更多是“孤芳自赏”，也难以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高度上借着成就来实现人格境界对过去、对众人的超越！如果一个人活在家庭中却无法与家人建立和谐关系，没有建立无怨无悔奉献家人的信念，也同样会落入到相互抱怨、相互算计的困局中。如此延伸，到了社会上的团体或者组织，只要继续过去的小我自我模式，也定会搞得乌烟瘴气！若是到了国家层面也依然在使用过去的小我自我程序，就一定会因为“德不配位”而遭遇更大的灾难！唯有在人格境界上完成了“无我”进化的优秀个体与组织，才有希望在国家、人类、天地的高度上成为合格的引领者！
如果历史王朝中的人、世界各国政党中的人、世界各国的普通民众既能理解上述的逻辑，但又感觉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的话，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和“一心为民”的“无我”实践和积累的政党底蕴以及对世界上大部分政党模式的超越，则给世界带来了一个成功的案例与启示！
三、共产党“无我为民”之政党文化的创新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政党，又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并实现了与中华文化结合的一个政党。若是按照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政党框架，就很难理解中国共产党实践与创新的价值。但西方一些研究者发现，人们在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时出现的各种困难与焦虑，都源自于一个共同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出现，突破了世界政党的传统，呈现为一种新的政党文明，这种新文明中的神圣性色彩，甚至让有着宗教情怀的西方人浮想联翩。毫无疑问，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政党在理解中国共产党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困惑，因为当他们继续套用自己所熟悉的政党框架时，竟然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种特殊的政党现象！也难怪西方一些智库的专家发出感慨：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一种伪装成政党的新文明！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中，“初心为民”构筑了自己的信仰根基！这也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真理相结合的典范，并在百年的艰苦卓绝的实践中对这一信念进行了漫长的检验与印证。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思想体系成为了中华民族得以重新崛起、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并焕发出勃勃生机的关键所在，也是人类世界走出思想困境的希望所在！
中华儿女，是“龙的传人”，龙集众长，龙行九天，应时而动，顺势而飞，也正是中华儿女的人格特征。正是这一特征，让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和验证，一直呈现出生生不息的伟大气象。正是这一文化特质，让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依然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纵观历史，任何时候、任何个人，一旦离开了这一中华文化图腾给人们的文化规定性，就会陷入险境。反之，任何伟大时代的诞生，又都是这一文化特质的重新复活！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开创新时代，也正是印证了“龙的传人”这一民族的特质。因此，党的“二十大”所提出的“两个结合”正是对这一民族文化根基的时代反映！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唯物主义出发，其认为宇宙论的问题均由哲学世界观决定。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将人性中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整体性”、其中的“自然属性”的“基础性”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做出了十分清晰的表述。用中华文化的思维来说就是：局限于纯粹个人的自我性，同时也是对自我“自然与社会”整体性的肢解，也是根本不可能在现实性社会中存在的。同时，也在昭示一个真理，唯有“无我”，才能真正地走进自然性与社会性的整体统一性中，才能超越“自我”“小我”而进入到“无我”这种合于自然与社会并守住社会性的本质。由此可见，“无我”既是人格的一种至高境界，也是完善和印证人的本质的核心基础。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庄严承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于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毛泽东主席的演讲稿更是以《为人民服务》定名。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将中国共产党一心为人民的信念做了进一步清晰地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叮嘱全党：“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一切为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无我”境界的最核心的内涵！
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一文中，从“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依靠人民不断取得胜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过上好日子”4个方面深入阐明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价值，深刻揭示了100年来我们党的发展逻辑和胜利密码，生动彰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坚定的人民立场、一个百年大党深厚的人民情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无我”之信仰的具体表现。
说到“无我”，往往会联系到与“我”有关的诸多词汇，进行必要的甄别，有助于正确认识“无我”及与其他与“我”有关词汇的关系。从纯粹语言文字角度上来说，与“无我”直接对应的“有我”，也就是“小我”“自我”“私我”。“有我”就意味着一个人被某种有局限的自然与社会条件进行了局限性、局部性的规定，最典型的就是一个人自身的具体处境、具体岗位、责任规定等。在这样的局限性和局部性的规定之下，就会形成人的“孤岛”，会让人有一种“做好本分”“履行本职”“莫要越界”等看起来貌似合理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但是，任何个体以及个人的思想与行为，又都是在整体中进行、在整体中完成、并最终以对整体性价值贡献来进行衡量的。一旦被困在局部中，就会与整体形成割裂和对立的关系，也无法让自己的心智上升到整体性的高度，从而影响心智进化与能力的正常发挥。现实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懒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本位主义、“问心无愧，莫思国政”、“我是小人物，我的级别太低、我的收入不高”等消极念头，都是来自于对“自我”的错误定位，这也是基于现象级的现实性的“我执”之定位错误。
没有“无我”高度的崇高与神圣定位，必然会被“小我”的认知所局限，必然会被“自我”的角度所限定，必然会被“私我”的私利所缠绕。如此这般，就陷入了“职员制思维”：这只是我的一项工作，其他的与我无关。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服务人民、以增进人民利益为信仰的政党，不是过外流行的那种“职员工作制”。若是不能理解这一点，共产党干部就容易走上背离信仰、退回一般职员的层面上，就会生出很多消极、自我、自私的想法与做法。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本质区别。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真正的忠诚于自己的信仰和防止腐败堕落的关键所在。对此，国民党在成立之初也有类似的理念，如黄埔军校的门联中所说的“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贪生畏死勿进斯门。横批：革命者来。”只是后来在建党方面的阶级基础、政党信仰等方面出现了严重错误，直接将这一伟大的理念摧毁了。
由此可见，“无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定位”，是超越个人认识、超越个人利益、超越个人岗位责任的高尚信念。
在“无我”这样一种人的自然与社会本质决定性的前提下，在“无我”成为信仰级的信念确定下，每一个人的社会成功与幸福，都将在这一本质规定性之下展开。当人们在“有我”的“小我”“自我”“私我”之下思考与行动时，必将与“无我”这一人的本质规定性相冲突。也就是说，在“有我”的状态下，“从我”必然局限人的视野，“自我”必然会画地为牢，“私我”必然会被众人看穿。在这样的局面下，还如何谈人生的成功与幸福呢？因此，中华文化中的各门各派都倡导要“破除我执”，让“我”回归到“无我”这个与众人、万物融通的“真我”状态，才能彰显人的本质。否则，与众人对立、与实际相脱离、干部与群众想脱离，都会让一个人的“我”步入歧途。
一旦“无我”的信仰得以确立，任何人的“自我”就有了前进的方向，就有了衡量正误的标准，“小我”的自我、自是、自恃、自居、自狂、自卑以及自傲就会成长为合众、自谦、自律、慎独的“大我”境界。继续升级，就能到达“无我”的信仰高度，从此让自己的一切思维、语言和行动都归于信仰的方向与轨道，这就是中华文化中“悟道”“得道”“行道”的崇高境界。纵观历史和现实也不难发现，“无我”的这一崇高境界，正是中华文化至高的人格境界，也是中华优秀儿女始终如一的追求。正因为“无我”才是“真我”与天地万物、众生的正常关系，所以，在普通人中能够向着这个方向演进的人就会成为社会精英。而对于组织或者国家的领袖来说，这就是心智和思想境界所必需的标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公私分明”就是要不踩红线、不越底线，这是第一重境界；“先公后私”就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第二重境界；“公而忘私”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第三重境界；“大公无私”就是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最高境界。这“四重境界”，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设定了人生境界提升的方向，也为最终达到“无我”的崇高境界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线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无愧于自己的称号，才能赢得人民赞誉。”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有机统一，真理靠人格力量增其光辉，人格靠真理力量把其航向。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恩格斯也曾经说过，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有“无我”确立的信仰方向与高度，有“真我”与“无我”的直接连通和在具体现实性中的精准定位，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拥有了真理与人格力量的两大支点。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心中有民、一切为民”，出发点在“人民”，落脚点也在“人民”，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人格的鲜明价值指向。“思想境界提高了，道德修养加强了，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等问题就会想得透、看得淡，知所趋、知所避、知所守，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困、不为情所惑，就能自觉把精力最大限度地用来为国家和人民勤奋工作，而不去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不去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可谓是对“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生动解释。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是对“大公无私、乐于奉献”背后价值逻辑的最好诠释和印证。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之中，把满腔激情完全投入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之中，使其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党、独一无二的政党。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思想和人格境界，堪称世界政党史上的创举，因为她突破和超越了世界政治学关于政党定义的边界，开创了世界政党历史的新时代！
由此可见，每个人的“自我”唯有融入社会、人民与国家，乃至于人类与宇宙，才能为“真我”找到正确的坐标系。否则，离开了这样一个坐标系，“自我”必然成为“孤岛”，必然成为游离于真实现实的“假我”，必然在现实性中被边缘化，乃至被淘汰！纵观历史和现实，不难发现，一个人的“无我”程度，即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人格定位，也决定了其社会身份和精神高度。“有我必苦，有我必败；无我无忧，无我必胜”，这不仅仅是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理性，也是每一个人最为重要的人生命题。
心怀天下者，必然平和谦卑，必然会为人民无怨无悔的奉献。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故至誉无誉。是故不欲如玉，珞珞如石。”“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纵观历史，精读马克思主义原理，诚悟中华圣人的智慧，就能确认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人，既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鲜活性而进化发展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推进者，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的践行者、创新者、发展者，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坚定的信仰方向、稳固的思想根基和与时俱进持续不断自我突破的智慧动力！正是将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神圣文化”的结合，才成就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崇高性、神圣性和不可动摇性！由此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以“人民至上”为导向的“神圣型”政党文化，也成为给予世界政党文化的一个重要启示。
作者简介：
齐善鸿 南开大学教授、国学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孔子基金会特聘专家，天津市传统文化产业发展协会名誉会长。
张孝德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生态文明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文明、生态经济、乡村文明发展研究，是国内最早研究生态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学者之一。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文明传承促进会副会长、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多家地方政府的经济顾问。
